艳惊四座的PayPal

他们将这款新产品命名为PayPal。由于它强大的功能，泰尔在第一轮融资中就从诺基亚风投和德意志银行募集了450万美元的资金。等莱文奇恩完成了产品研发后，Confinity决定于1999年7月22日召开一场艳惊四座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他们将让诺基亚把300万美元的投资以虚拟借据的方式发送到泰尔的Palm机组上来。

发送工作一周后就要在伍德塞德（Woodside）路上的Buck餐厅举行了，届时将有数位风险投资家出席晚宴，可莱文奇恩的程序却还没有完成。“没戏了。”他心想。他们不是不能像好莱坞那样做个特效，骗一骗摄像机镜头。“滴，转账成功！”可要是被人拆穿了，那他就只能“自杀以谢天下”了。于是，被逼到墙角的莱文奇恩只能又一次使出了他的绝招——熬夜。他和另外两位程序员一道不分昼夜地连续编程5天5夜。对于密码来说，精确是最关键的因素；只要有任何一点小问题，整个系统都将无法运行。

午夜时分，他们终于完成了最后一行程序，开始了测试工作，而此刻离新闻发布会召开的时间只剩下10个小时了。他们先修补了一些漏洞，跑了一遍，又更正了一些问题。经过午夜到黎明几个小时漫长的测试，资金流通渠道的安全性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由于内存泄漏的问题，软件还是会有可能不合时宜地崩溃。为此，莱文奇恩开了一大批“掌上先锋”（PalmPilots）电脑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不幸出现差错，换一个就是了。他跳上汽车，在发布会开始前几分钟抵达了Buck餐厅。在那里，泰尔正焦急地等待着他。

在大批记者和摄像机镜头还没到来之前，诺基亚风投的合伙人彼得·布尔（Peter Buhl）就在金额栏里输入了300万美元的数额，点击了“付款”选项，并把自己的Palm电脑对准了坐在身边的泰尔——由于身边所有的用餐者都在专心致志地啜饮着咖啡、品尝着盘子里的炒鸡蛋和吐司，谁也没注意到这个小动作。数秒钟之后，泰尔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您是否愿意接受这笔款项？”的字样。他按下了“是”的选项。事后他表示：“这个回复绝对太低调了，它应该说：‘好呀，好呀，好呀！’”

5分钟之后，大批姗姗来迟的记者涌了过来，要求泰尔再展示一次整个收款过程。莱文奇恩向他们解释，安全保护的重要作用就是防止重复付款。但记者们却表示反对，认为新闻发布会的本质就是为了迎合宣传的需要。无可奈何的泰尔只得在手机屏幕提示“无法重复收取同一笔款项”的情况下又将收到300万美元的整个过程“表演”了一遍。虽然电视记者们并没能捞着完美的新闻素材，但对莱文奇恩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重大的胜利。紧接着，这位精疲力竭的程序员两眼一抹黑便失去了知觉。一位正在采访他的记者将他带进了休息室，侍者也给他端来了早饭。等到苏醒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靠在桌边休息，眼前放着一盘鸡蛋卷。屋里已经没有人了，他们想让他好好睡上一会儿。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Confinity租来了办公地点——由于写字楼出租市场颇为紧俏，莱文奇恩不得不拿出公司部分股权作为报酬换取帕洛阿尔托房东的合作。接下来，疯狂的招聘工作开始了。由于泰尔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能够削弱政府税收制度、像商业银行一样赚取巨额利润的网络货币制度，两位创办者决定聘用和自己相似的人才：他们需要有极高的竞争意识、渊博的知识，是擅长数学、反对权威、精通多种语言的工作狂人。

刚起步的时候，他们还仅仅将目标锁定在被泰尔称作“同心圆”的小圈子之内。泰尔动用了自己在斯坦福的人脉，其中也包括曾在《斯坦福评论》工作的旧部；而莱文奇恩则找到了自己在伊利诺伊大学的朋友。他们重视能力胜于经验，愿意将员工安置到之前从未工作过的岗位上。于是，一位曾经的会计当起了他们的市场主管，而一位前任记者则开始管理客服工作。

谷歌虽然也以喜欢招聘高智商人才而闻名，但相较Confinity，两者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泰尔和莱文对文凭一点儿也不在乎。正如PayPal前任首席财务官罗尔洛夫·博塔（Roelof Botha）在《财富》杂志上所说：“谷歌喜欢招博士生，而PayPal则喜欢招中途辍学的博士生。”莱文奇恩心目中的“最佳雇员”必须性格内向，和他一样“是个电脑怪人”，愿意在办公桌下打地铺，也“没有什么机会泡姑娘”。而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则莫过于大学运动员、MBA和女人了。

莱文奇恩讲过这样一则和招聘有关的故事：一位应聘者在被问到业余时间喜欢从事什么活动时回答了篮球，莱文奇恩便因此拒掉了他的申请——他在大学里认识的所有爱玩篮球的家伙“都是傻瓜”。莱文奇恩最钟爱的运动是乒乓球，他常以此来测试候选员工的竞争欲望。莱文奇恩曾被百般劝说录取了一位乒乓球打得很烂的女性工程师，结果还不到6个月，她就自己走人了。

再看32岁的泰尔，他的管理方式堪称典型的自由主义管理方式。即便是在硅谷这样素来以非正式工作环境闻名的地区，Confinity的混乱程度也堪比大学生的寝室。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身着青年人特有的“制服”——牛仔裤和T恤，办公室的地板和家具上也不足为怪地散落着各种匹萨盒和桌面游戏。新来的员工常常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和电脑。有时候他们连自己是被招进来干什么的都不清楚。不过泰尔招进来的员工并不是清一色的新保守主义者。他把董事长的重任交到了在斯坦福大学哲学课上交到的好朋友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手中。霍夫曼是个自由主义者，而泰尔则是一位保守主义者。“我们的想法往往截然相反。”霍夫曼表示。

霍夫曼和泰尔一直以Confinty是一家英才管理公司而感到自豪。他们鼓励下属员工向管理者提出挑战，坚信“以理服人”的信条。从基层做起，直到成为公司技术部副总裁的杰瑞米·斯托普尔曼（Jeremy Stoppelman）就曾提到，还是一位年仅22岁的工程师时，他就曾经写邮件批评过公司的整个管理层。结果他不但没有因为“不守规矩”被炒掉，反而得到了不少鼓励。公司不喜欢开会。除非泰尔需要员工们拿出资料来报告公司进度——利润额、亏损额、诈骗情况、注册速度等。一旦泰尔需要进行商业会谈时，他就必须准备好一系列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人会说谎，数字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