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眼怪物

克拉姆利的家在纽约布鲁克林地区。他身材高挑，瘦弱的身板像极了多滋乐扭扭糖（Twizzler）。和许多同龄人一样，21岁的克拉姆利想在网上给自己找个女朋友，于是便给休闲网站Time Out New York上志趣相投的100多位留有个人信息的女孩们发了邮件。不久之后，苏珊·布伊斯（Susan Buice），一位年纪轻轻、自称“外表是女招待、内心是艺术家”的女孩回复了他的邮件，写道：“你为什么会搬来纽约？你还有别的照片吗？我觉得你长得挺帅的。”

和克拉姆利心仪对象名单里的其他女孩不同，布伊斯打算给这小子一个机会，让他来自己上晚班的餐厅碰面。克拉姆利如约而至了。为了给她一个惊喜，他特意带上了墨镜和棒球帽，扛来了一架摄像机对她进行偷拍，并在她下班后一路尾随到了地铁站。“亲爱的跟踪者，”布伊斯收到偷拍的视频后写信回复道，“我在这个世界的眼里就是这个样子吧。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多么普通的路人呀。一点也不像每天我心目中那个好似悲情英雄的自己呢。”她告诉他，普通的约会方式可配不上这样一段“被跟踪”的经历。“我们应该想想更别具一格的场景，来点有挑战性的吧。”喜爱哑剧的克拉姆利提议双方以无声的方式交流。

于是，第一次约会，他们便一边递纸条、画图画、互相聆听对方iPod里面的音乐，一边默默地漫步于布鲁克林码头。后来，在布伊斯前往佛蒙特州艺术集市期间，他们便开始互发视频；6个月后，他们同居了（不许说话的禁令已经被废除了）。交往以来，他们共同收集了大量被其他情侣或称为“纪念品”的手工艺品，在布伊斯和克拉姆利看来，这些都是艺术的“副产品”。

最后，和全世界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决定让自己的爱情永存。没什么能比一部完整的电影更能让爱情永垂不朽的了。他们辞去了工作，取出了10万美元全部存款，申请了一堆信用卡，从西海岸找来一位朋友负责操作他们最宝贵的财产——一台松下DVX100数码摄像机。就这样，由他们自导自演的电影《四眼怪物》（Four-eyed Monsters）所引发的传奇故事便拉开了序幕。

电影也许并不是这么拍的，也许你觉得这种做法未免有些任意妄为或是异想天开，好吧，也确实如此。但面对这个疯狂的想法，他们并非无计可施。在这之前，想要拍电影，要么选择低成本的超8毫米摄像机或者低像素家用摄像机；要么放手一搏，动用近千万美元的资金、上百名人手和最先进的技术人员参与制作。此外，你还得和电影公司制作人、掌握影院上线大权的发行商以及行业巨头们明争暗斗。可作为新手的布伊斯和克拉姆利哪有这个本事？就算他们能够进入这个圈子，被骗的概率也非常大：花巨款解除霸王条款，被剥夺对作品的控制权，最后再被一脚踹掉。现在，这一对换个年代根本没法互相认识、今天却打得火热的年轻人也拿起摄像机轻轻松松地自学起了电影制作，准备拍一部影院级别的电影。他们说不定还能大有成就呢。

数码电影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十几年前曾有过一部名为《爱神》（Love God）的电影，现在也许已经淡出许多人的记忆了。实际上，如果算不上第一，该片也说得上是最早一批全部独立采用数码摄像机拍摄和编辑的影片之一了。那时，拍数码电影还只是为了尝鲜；如今，随着优质数码摄像机的质量稳步提高同时跌破3000美元，数码技术和80年前出现的有声电影一样，正以相同的革命作用改变着娱乐业的面貌。就连“胶片”这个词，如今也有了几分古雅的趣味。

整整90分钟的叙事长片并没有消失，也许永远也不会消失，但由于可以观看移动影像的地点和设备种类越来越多——从3D高清数码影院到笔记本电脑，从掌上电脑再到手机、iPod或者其他类似的工具，就连图像变形的方式、90分钟的片长等在过去80年里使电影独具特色的元素也将会改变。

今天的电影可以是每集3到5分钟的系列短片，也可以是20分钟一部的短剧。“野蛮男孩”（Beastie Boys）这个hip-hop乐团曾给观看演出的粉丝们发放了50台租来的hi8电子摄像机用来拍摄自己在演唱会上的表演（乐队后来将这些机器退还给了厂商并拿到了退款）。南非导演阿里安·卡干诺夫（Aryan Kaganof）花费16.4亿美元，用手机拍摄了名为《SMS糖人》（SMS Sugar Man）的长篇电影。远至伊朗、约旦、马来西亚等国，独立电影制作都在茁壮成长，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可以归结为器材价格的逐渐下降。

数码设备的使用者并不局限于非主流电影人。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用数码摄像机拍摄了《启示》（Apocalypto），迈克尔·曼（Micheal Mann）自打拍了《迈阿密风云》之后也用上了数码器材。至于电视方面，数码技术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成为主流技术了。

从实用性角度出发，数码设备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会。它不仅经济（35毫米胶片的价格是数码磁带的200多倍），而且轻巧、方便，更加细致。对于纪录片制作人而言，数码拍摄有时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奥斯卡入围电影《伊拉克碎片》（Iraq in Fragments）的导演詹姆斯·隆雷（James Longley）在拍摄中所用的，就是与克拉姆利和布伊斯所用相同的松下袖珍摄像机。

“你能想象顶着43摄氏度的高温，在伊拉克南部正在进行周五布道的库法清真寺（Kufa）里，周围有将近7000名什叶派领袖穆克塔达·萨德尔（Moqtada Sadr）追随者的情况下，站立3个小时用16毫米胶片机拍片会出现什么后果吗？”他说道，“最起码你得有一个摄像助理帮忙更换18个胶片暗盒、一个录音师录音。如果太阳下山了，你还得有人给你打灯。”

有了数码设备，他只需要3卷DV带便完成了摄影。他也不需要人员冗杂的摄影组，摄像机这么轻，就是连续扛上好几个小时都不会觉得累。后来，他又跳上了一辆满载迈赫迪军武装人员的皮卡车，记录了包括他们在当地市场抓捕酒贩、带回萨德尔办公室、审讯犯人的全部过程。“能够拍到这些素材，很大一部分原因得益于器材的隐蔽性，”他说道，“这样，摄像机的机身就几乎消失了，我也无须为灯光、录音、储存胶片等工作费心了。”

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拥有数码摄像机的人都有摄影的天赋。《数码制片》（Digital Filmmaking）的执行编辑罗纳德·斯坦曼（Ronald Steinman）说：“打字机并没有造就更好的作家。你可以买一台数码摄像机，在笔记本电脑上进行数码编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学会这些技术的人都知道画面叠化需要多久、哪里需要剪辑。有没有设备是一回事，会不会用又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