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之争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开始逐渐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构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从以内容为核心转变为以人为核心。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整个社会和个人开始以真实身份、真实角色进入互联网。互联网不再是一个虚拟世界，而是现实社会的数字化体现。由于真实，移动互联网将会迸发更为可怕和更具颠覆性的商业价值。
当前，移动互联网对实体商业的变革已经体现。在金融、电子商务、汽车、影视、游戏、餐饮、旅游、医疗等方面，真正的互联网革命正在发生，社会与互联网已逐渐融为一体。
这种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基本单元从网页变成了人，人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生产者。
在2013年，互联网企业在移动互联网的布局也更加积极，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疑是主角。百度先以3.7亿美元收购视频网站PPS，而后以19亿美元收购了91无线平台，又以1.6亿美元入主糯米网。阿里巴巴以5.86亿美元入股新浪微博，以2.94亿美元夺得高德28%的股份。腾讯以4.48亿美金战略投资搜狗。
互联网诸强除了移动端布局之外，对抗也更加激烈。先是360公司遭六大“高手”（腾讯、小米、金山、搜狗、百度、央视）围剿，后是马云携“来往”杀向腾讯，互联网诸强已进入“拼刺刀”阶段。
但这仅仅是开始。这仅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诸强之战的上半场，目前下半场已经开始，而且更加精彩。抢占入口仅仅是第一步。有了入口，可以建立平台；建完平台，可以搭建生态。入口–平台–生态是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生态和跨界成为2013年互联网行业最热的两个词，但至今对于生态的定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生态学中，生态系统指由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的范围可大可小，相互交错，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而什么样的公司是生态系统型的公司，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是企业通过垂直整合，整合了上、中、下游资源，资本在产业链内部流动，同时为用户提供了开放平台。犹如生态系统的无机环境，包含阳光以及其他所有构成生态系统的基础物质，其条件好坏直接决定生态系统的复杂程度和其中生物群落的丰富度。
二是让用户参与，帮助用户实现自身的价值、利益和收获，然后用户促进企业成长。像生态系统的生物群落，它们不仅在生态系统中适应环境，也在改变周边环境的面貌。
生态系统型的公司不同于平台型的公司。一方面，生态系统首先是开放的平台，但不同于平台的外延式扩张，而是体现了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另一方面，生态系统体现了互联网思维，以用户的体验和参与驱动企业的成长。
在传统互联网时代，平台模式一直广受市场的赞誉，盈利模式也十分清晰。淘宝、QQ、百度搜索是平台模式的典型代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平台模式不能从传统互联网上完全照搬，发展也受到了限制，平台模式向生态模式转变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腾讯、阿里巴巴、乐视、小米都搭建了自己的生态系统，但具体形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最具颠覆性、最有潜力的生态系统还是建立在熟人朋友圈之上的微信。因为它掌握了最多个人真实信息、最多个人真实社交关系。它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在维系个人社交关系的基础上，将支付、电子商务、餐饮、游戏、地图、媒体、交通等不断卷入其中，商业价值不可估量。只要个人社交关系不被迁移，这个旋涡将不停旋转下去，直至把个人的社会生活全部网络化、数字化。
2014年，生态闭环、O2O（线上到线下）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共识，并购和对抗成为互联网行业的主旋律。在BAT等互联网巨头一系列并购过程中，马太效应显露无遗。中小企业逐渐向巨头依附，社会资本逐渐向巨头聚集，这对于互联网行业并非好事。这意味着任何企业都无法绕开巨头独自发展壮大，行业生态遭到了破坏，创新性思想遭到扼杀。
BAT的生态闭环是否坚不可摧，未来是否会有其他公司打破这种垄断格局？当前来看，BAT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生态闭环完成之后，内部是否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毕竟并购来的企业思想和文化不能完全统一。哪一块出问题，整个生态就不能正常运转，更谈不上坚不可摧。
从行业发展来看，互联网巨头都是线上的轻资产公司，其盈利依靠广告和增值服务。即使在电商方面，京东目前依然亏损，亚马逊70%的盈利都是通过为第三方提供服务获得的。当下，由于传统业务遇到了发展瓶颈，尤其是随着移动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巨头开始谋求线下发展，欲打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希望用最低的成本和资产去撬动数万亿的传统零售消费市场。本质上是线上对线下的流量导入。
未来能打破BAT垄断格局的新巨头应该不会来自互联网行业，或许来自开始向互联网转型，线下与线上互相导入、彼此融合的重资产公司。如果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通过不断更新换代的产品、线上线下完美的用户体验，线下的重资产公司逆袭线上的互联网巨头并非不可能。
群体行为：传染、影响、学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中写道：“投机泡沫是这样一种情况：关于价格上涨的新闻刺激了投资者热情，投资者热情通过心理感染在人群中传播，并在此过程中放大可证明价格上涨合理性的故事。”这吸引了“越来越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尽管他们怀疑投资的真实价值，但也被吸引入局，部分是因为他们嫉妒他人的成功，部分则是因为赌徒的兴奋”。
著名经济学家杨格将群体内个体之间行为互动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传染、社会影响和社会学习。
社会传染指行为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扩散，一旦接触，即存在被感染的可能。
社会影响认为，当人们看到自己的社会网络中有足够多的人已经行动时，他们也将采取行动。也就是说，行为由于一致动机向外扩散。美国作家、漫画家詹姆斯·瑟伯在《我的生活和艰难岁月》里传神地描述了群体的从众行为。没有什么值得恐慌的理由，只因为看到一个人在奔跑，其他人也开始奔跑。当更多的人开始奔跑，所有人都开始奔跑，最后，全城人迅速逃离一个并不存在的涨潮。一位惊慌失措的市民甚至听到了身后奔腾而来的洪水声，事后才发现那是旱冰鞋的声音。
我们可能会嘲笑并且质疑，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1969年，社会学家米尔格兰姆曾经做了一个实验，安排志愿者站在大街上盯着某建筑物6楼的一扇窗户。当一个人抬头看时，极少有路人停下来；当5个人一起抬头看时，会有一些路人停下来；最后，当15个人一起盯着看时，45%的路人都会停下来，也盯着看，尽管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经济学家诺瓦克的研究小组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这类问题提供了线索。研究小组发现，在各类网络社会中，1/3定律普遍存在。它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策略对个体而言是优势策略，那么当一个群体中至少1/3的个体都采取这一策略时，它将颠覆这一群体原来占优势的策略。
社会学习指人们不仅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而且也学习或交流网络中其他人的行为或结果，并通过理性推断或心理偏爱而形成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决策。人们选择在不同时刻采取行动，这取决于人们的先验信念、搜集的信息，以及异质个体的不同。
区别于传染和社会影响，社会学习最受经济学家的欢迎。因为社会学习强调个体在外在和内在因素影响下的理性选择、效用最大化原则，而社会影响和传染仅关注外在因素的影响。社会学习是我们经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学习，群体智能将不会产生，经济、社会也不会进步。
投资者的自组织
简单规则产生复杂模式的过程称为自组织。人类形成家庭和群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形式，都是自组织过程。
作为服务于投资者的社交网络平台，雪球网每天都会提示最热门的讨论话题。这些话题不是由网站来命题或加以引导，而是网友自行组织话题，其他网友参与讨论。由网友自行组织的讨论也会形成相应的研究报告。由国老等人合作的第一份研报《空中落地，浴火重生——空中网KONG研报》在2013年8月19日已经发布。
国老在研报前言中提到，股票的分析涉及行业、产品、管理、财务、市场、销售等很多方面。而行业分析师的知识结构、分析能力和精力则是很有限的，特别是很多分析师没有实业的工作经验，缺乏投资股票的实盘经验，因此很难对一只股票的各个方面做出深入而全面的分析。我认同这种观点。
的确，投资犹如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只摸到大象的一小部分，把每个人摸到的拼凑在一起，或许能够还原大象的全貌。这种自组织的行为和众包的生产方式是产生群体智能，触及真实世界的最便捷途径。
在互联网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维基百科全书。它的创始人在哈耶克的词条下面指出，他创立维基百科就是受了哈耶克《价格与生产》的启发，就是设立一些简单的规则，让网友互动，而没有硬性标准。尽管规则很简单，但是维基百科比很多书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需要，读者也可以自由更新。相对人为设计，维基百科确实拥有显著优势。
回到国老等人的自组织行为。这类自组织行为和众包的内容生产方式将产生群体智能。因为它有效回避了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经验的不足，借助互联网的资源和大众的智慧形成群体智能。借用哈耶克的语言，它将产生“涌现秩序”。自组织与涌现在本质上相似，自组织强调过程，动态的；涌现强调最后的宏观秩序的结果。这种自组织和众包模式将颠覆资本市场上传统的研究方式。
一些阳光私募也采取这种方法：好几个人同时观察一只股票，最终形成投资决策。但我更看好互联网上的这种自组织行为。巴恰塔亚等人认为，社会的创造性源于个人认识和社会网络的结构。互联度太高导致社会成员的相似性太高，会降低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互联度太低则丧失了合作创新机制。
抛开研究人员的个人认知能力不谈，券商、基金内部人员之间属于强纽带的社会网络（互联程度高），而这种网络的最大弱点就是没有新信息。而互联网呈现小世界网络特征，它是弱纽带网络，有利于信息的扩散和思想的创新。
对于强纽带和弱纽带，著名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在《弱纽带的强度》一文中有过精彩的论述。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7]的作者，也是里根“竞争力委员会”主席），为IBM、通用、微软等公司提出了著名的政策建议：引入局外人。也就是弱纽带，将一些局外人引入公司原有的熟人社会。局外人会带来完全不同于既有团队的思维方式和信息，最可能产生新想法。
群体行为与资产价格
什么是资产价格？人们的行为普遍受自己的预期（或者信念）的影响，而资产价格是信念的一种加权平均，权重是由其在总财富中的相对份额决定的。市场自身不会有什么信念，它只是一种简单的制度，是交易在某些规则下发生的场所，是对群体行为的一种聚合。
人们自然关心，什么会引起价格变化？如果财富在资产上的分配（信念的权重）出现变化，或者信念变化，价格就会变动。那人们的信念又为什么会改变？汪丁丁提出，人的信念不仅受情景、记忆、情绪、人格所影响，而且受社会网络中群体行为影响。也就是说，个体都是异质的，同时具有个体性和群体性，并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这也是本书一直强调的观点。进一步思索的话，群体信念如何引发价格的变动？索罗斯的回答是，正反馈和负反馈是资本世界的常态。
索罗斯在《危机与变革：索罗斯的金融逻辑》中讲道，金融市场存在不计其数的反馈环路：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正反馈强化了当前盛行的误读，负反馈环路则起到了扭转的作用。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相互交织，相应导致市场趋势跌宕起伏。
需要强调的是，在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中，正、负反馈相互耦合，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造就了形态各异的演化之道，而对群体内部人们行为互动的理解，如传染、影响和学习，是正、负反馈的一种补充。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罗闻全教授在其2011年的一篇论文《适应性市场和新的世界秩序》中提出，我们应该用进化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来研究金融市场和制度。罗闻全不认为当前的有效市场假说模型存在重大谬误，只是它不够完整。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到21世纪初，这些模型都能很好适用于美国的金融市场，但过去10年正是波动性加剧的新世界秩序的开始，因为技术进步导致人口增长和经济格局变化，人口大国（如中国、印度）为资源展开竞争，加上不断上升的杠杆率和全球失衡。
市场在正常时期会合理运行，但如果受到极端情绪的支配，人的动物精神有可能压倒理性。市场并非总是有“群体的智慧”，我们应该考虑“群体的智慧”与“乌合之众的狂热”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也会改变。
总之，适应性市场假说是一个关于市场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学理论，它借鉴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应用演化、竞争、适应、自然选择等概念来描述金融市场上的相互作用。有效市场和非理性市场仅仅是极端情况，大多数市场在任何时点都位于二者之间。
适应性市场假说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传统智慧也会随时间变成错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之中，理解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考察部分与整体间的互联性、相互依赖性和反馈机制的系统性视角。
当“乌合之众”遇到移动互联网
兼顾个体性和群体性的个体，总是嵌入于社会网络。移动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重塑了个体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关系，改变了个体的行为方式。
连接一切是移动互联的终极目标，而移动社交为移动互联构建了强大的基础平台。意见领袖影响了信息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同质性为社交圈子如何影响个体行为提供了解释。
社交网络有效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个体行为最终形成群体行为，自组织是群体行为的组织方式。个体之间的社会传染、社会影响和社会学习是形成群体行为背后的规则和秩序。
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是群体信念的加权平均。群体行为有时会强化当前的市场趋势，形成正反馈环路，有时负反馈环路占据上风。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相互交织，导致市场趋势跌宕起伏。
群体行为、资产价格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从社会演化的角度看，整个金融市场具有不确定性、自反性和适应性。
[6] 这一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在中国也十分严重：不足5%的人掌握95%的财富。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东方式的腐败是财富分配加重或偏离了幂律的原因。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当代社会的任何现象都具有两重性。其一是中国与西方通有的，任何人类社会都会很自然地涌现出来的类似幂律的权力格局，它意味着机会的严重不均等；其二是源于中国本土的悠久的官僚政治及相关的腐败传统，即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式的腐败”。所以，中西社会通有的类似幂律的机会和权力的不平等分布，在中国额外沉重，造成财富分布偏离了幂律。
[7] 《国家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中信出版社，2007年10月。